今天是答辩日。特意来做个标记。

      我所在的答辩小组委员会以严厉苛刻著称，顺利通过已是万幸。我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从早上8：30到11：30，打着哆嗦目睹一个接一个“战友”遭受众教授“群殴”，临上台前的心情自然紧张到了顶点。

      最后一个上台，陈述完毕，接受提问。于是，论文所有的伤口——硬的和软的，大的和小的，从文章的结构到格式的疏漏——统统被无情地揪了出来。比伤口被揭更郁闷的是，由于时间紧迫，竟然来不及回答所有的问题，眼睁睁地失去了辩解的机会。比失去机会更痛心的是自身知识的贫乏，事到临头能够助我四两拨千斤的理论竟然无影无踪，有时间回答的问题答得不圆满，有能力答得圆满的问题没时间回答。最终当然是通过了，但始终觉得憋了一肚子的冤屈和失意，丝毫没有范进中举般的狂欢。

      然后，是觥筹交错的聚餐，以及海阔天空的闲聊。

      细雨蒙蒙中，冰咖啡MM撑着伞把我从好阳光护到了西溪北苑。当带着冰咖啡慷慨出借的蓝色雨披骑回青教楼时，我已疲惫得仿佛一头刚刚卸下千斤重担的骡子。在被最后一根稻草（也就是在论文上交存档之前做最后的修改）压死之前，我只想扑倒在床，长喘一口气，长睡到天明。

      不幸的是，早睡与长睡的愿望最终还是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低头了。由于憋闷之情久久挥散不去，我又与我的开心果九天MM通聊了一晚，终于在心情稍微恢复平静开朗的此刻，决定进入梦乡。

      答辩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

 

 

      4月2日零点，我和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摁了一下《毕业论文》文档的保存键，为自己辛勤劳动一晚上的成果作个最后的肯定。但等待我的却是电脑黑屏，再次开机，辛苦写了1个多月的毕业论文不翼而飞了。一阵天昏地暗大呼小叫之后，总算勉强镇定下来，厚着脸皮电话骚扰了美梦中的电脑高手大侠，他用含糊不清的呓语式的发音告诉我，先在网上下个文件恢复软件试试。可怜的、势单力薄的、对电脑一窍不通的菜鸟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垂死挣扎了近通宵，最终只能在一无所获的严峻现实面前草草入睡两三个小时。

      第二天中午，大侠出现，从11点半捣鼓到13点半，毫无起色。以前他解决问题都是很快的，三下五除二搞掂，每次都不超过15分钟。我无语，心，一直往下沉、沉、沉。上帝呀，继续了一个多月的毕业论文，只备份了这么一份在U盘里。嫌拷来拷去麻烦，所以每次都是直接在U盘里改的。虽然身边的每个人都告诫，U盘不可靠，一定要转存到电脑上再改，一定要及时保存、多备几个份，最好每次都传到邮箱里，以防万一。否则，唯一的文件一旦损坏，哭都没眼泪了。可我全当耳边风，从不相信此等噩耗会降临。我、我、我、我、我……一直是这么走运的一个人啊！咳咳！

     13点半，大侠带着任务未竟的遗憾告别了我，我直奔数码港寻找专业救援。近3点时，大侠来电，说恢复得差不多了。回去一看，果然，80%的东东都回来了，只是格式全乱了。因为白天都要上班，我只好利用两个夜晚的时间拼命回忆、重写、排版以前的部分。

      这两天的绝望心情全体现在MSN签名上了，之前是“抢救数据！再也不敢相信U盘了！”，现在是“数据回来80%，但对U盘的信任却一去不返了！”

      从此，再不敢在U盘上直接修改保存，再不敢把珍贵的数据只放在一个地方，再不敢……盲目相信自己的好运和直觉。

      为一个不争气的U盘和被一堆被毁灭的数据焦灼奔忙三天三夜，最终学到了谨慎行事，这样的学费是不是太昂贵了？当然不。无论如何，为发现和避免错误而付出的代价，永远是最划算的买卖，因为从中直接买到了聪明。更重要的是，最危难的时刻往往也最能体现友情的魅力，总有得力的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身边，是多么棒的事情！

      卫老师的最新blog一开篇就说，6月21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8年前的这一天我做了爸爸，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我儿子的生日，所以每年都要高兴一番，而今年则尤其高兴。因为就在我儿子生日的这一天，我和我的同事及朋友们一直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最终有了结果——我们的新学院诞生了！这个学院是浙江大学的第23个学院：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然后说了一句既力透纸背又饱含沧桑的话，话里有千钧重担卸下后的轻松，也有找回起跑线的踌躇：“很多人知道为了这个学院我们争取了多年，今天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果。”

       于是想起昨晚，贝克·汉姆的一脚任意球将厄瓜多尔踢出了世界杯，举世震动。电视画面上闪回着荷兰球迷兴高采烈的脸，我却莫名惆怅，满脑子都是可怜的Miss Jin在家中的某个角落伤心啜泣的惨烈情景。她是厄瓜多尔的忠实fans。放假前的某个凌晨，厄瓜多尔大胜的一场比赛结束后，她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双目炯炯地在宿舍里走来走去，挥舞着手腕上刻着“ECUADOR”字样的塑料腕带，冲我骄傲地炫耀着：“看见了没有？！我总能找到这种玩意儿，我总能找到支持厄瓜多尔的方式。嘿，告诉你，我四年前就看好厄瓜多尔！” 我这个淡漠世界杯的体育冷血症患者想嘲笑她，却笑不出来，因为突然发现：这举世瞩目的一场又一场的两群男人追一个球的游戏，在我眼中是一个笑话，在Miss Jin手中是一个赌注，在绿茵场上的男人们心中却是全部的世界和完整的事业。

       视学问为事业的人和视足球为事业的人没有质的区别。他们值得大多数人羡慕。因为我们的生活中需要一些值得认真追求并且追求起来充满欢乐的事情，而他们找到了。

       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中描述了上述配得上事业之名的事情的特征：“如果一种事情值得一个人去真情投入，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这件事情必定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比他的自我更伟大，简单地说，只有能够使人忘我的事情才能够使他的生活获得意义。显然，生命的意义在于支出而有收获，所谓生活就是生命的支出方式，假如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个人生命更重要的事情，也没有比自我更高的价值标准，那么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值得拿生命去追求、没有什么值得拿生命去换而又不吃亏的事情，其逻辑结论就是活了也白活，活着就是白白支出生命。所以，假如一个人以为自己的生命和自我是最重要的东西，他就不可能感觉到生活的意义，因为自己的生命和自我被当成价值的顶点，那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好象是吃亏上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P274）

      常读赵的这阙言论，时而心中一片澄明开阔，时而顾影自怜自惭形秽，时而热血沸腾勇往直前。

 

p.s.  谢谢豌豆麦兜公主的提醒！

      我的第3篇课程论文又被导师毙了，确切地说，是没有得到她的认可。导师读书破万卷，有一双厉害又识货的眼睛，她温婉而简洁地评价：“人云亦云，是一种浪费。”

      我很惭愧，仿佛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都被她尽收眼底了：发现感兴趣的选题，还没来得及形成自己的观点就去翻阅资料，在大量的似曾相识的别人的观点中陷入思维混乱，结局自然可想知。写到后来，我也觉得自己在生产一堆不可救药的垃圾，但是时间、精力和交作业的最后期限不允许推翻重写。为了这篇糟糕的论文，我同样付出了时间和精力，这确实是一种浪费。为什么没有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有独立思考、有价值的东西上面呢？为什么看了人家的观点就失去自己的立场呢？

      导师为什么具有那么敏锐的鉴别能力呢？身为编辑的职业敏感吗？想起《知识分子》中的海明威，成名后的他总是左手酒瓶右手水笔，创作水平直线下降。与此同时，“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编辑都能看出这是一个酒鬼的文字”。

 

      前段时间，大学同学聚会。从温州来杭出差的阿笨劝大家不要做眼角膜手术，这是她的一位当眼科医生的高中同学的忠告。阿笨以植物保护硕士的专业水平，详尽地介绍了手术的隐患种种，让我们心悦诚服。

    

      上个周末，我抱着小鸟人破了的羊绒衫，找到一位街头织补师傅。我将价格从10元还到了8元，结果还是给了8.8元。多出来的0.8元是小费，是我全部的零钱。因为他补得太好了，一个大男人能把精细的针线活做得那么完美，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我的导师、阿笨、织补师傅……他们被我写在一起，其实只为表达同一种钦佩：在各有分工的人类大家庭里，身怀绝技、术业专攻是人们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我准备着手我的第4篇课程论文了。

     

      据说，教育部长在全国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系主任会议上痛心疾首：

      “我们的新闻教育怎么了？我们培养出来的记者，居然个个都在揭教育系统的诟病，什么乱收费、什么学术腐败……我们的新闻教育，不能一味吸收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不能一味传授反社会主义的理念。我们既要培养笔杆子，也要培养枪杆子！”

        

       散会后，一位专家与她的研究生们分享了与会见闻，并一起思考这几个问题：

       ——新闻教育力倡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一旦与现行体制的诟病针锋相对，怎么就成了“反社会主义”呢？

       ——教育体制本身有诟病而无力自救，却把罪过推给揭穿皇帝新衣的小孩，这于理于情又有何益呢？

       ——所谓“枪杆子”要对准谁、对准什么呢？老调重弹“枪杆子笔杆子”，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已经很先进，而不需要改进；还是因为我们如今的认识落后了？